洛阳牡丹记
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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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洛阳牡丹记》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牡丹的专著。自问世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研究。从文学地理学中地理基因这一角度对《洛阳牡丹记》研究的论文则为数不多。本文将从洛阳的地理环境、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以及当时的风俗文化这三个方面对《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进行研究。通过对《洛阳牡丹记》中地理基因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分析，还可以加深我们对《洛阳牡丹记》的理解。
关键词：《洛阳牡丹记》 地理基因 地理环境 风俗文化
作者简介：杨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Title: The Geographical Gene in Luoyang Peony
Abstract: Luoyang Peony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at are written by Ouyang Xiu who i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riter. It is also the world’s earliest books on the peony.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is article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re are few papers on the study of Luoyang Pe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geographical genes of Luoyang Peony from three aspect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Luoyang, geography of writers and customs and culture at that time. The study of geographical genes in Luoyang Peony can not only analyze this article from a new angle, but als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Luoyang Peony.
Key words: Luoyang Peony Geographic genetic Geographic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ustom
Author: Yang Z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d Literature.
作为吟诵牡丹的千古名篇，《洛阳牡丹记》①自问世以来便得到了不少文人骚客的赞赏。在欧阳修之前，牡丹便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如李白在《清平乐》中的牡丹是这样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则写下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千古名句，范成大也在《再赋简养正诗》中道出了自己眼中的牡丹：“一年春色摧残尽，再觅姚黄魏紫看”。在唐朝时，已有不少描写牡丹的诗歌问世，但描写牡丹的专著却没有出现，“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②到了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出现打破了之前没有书写牡丹的专著的局面。欧阳修之后，人们才渐渐创作有关牡丹的专著，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沈立的《牡丹记》、邱璿的《牡丹荣辱志》及《洛阳贵尚录》、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虽然至今已有不少文人把牡丹作为自己歌咏的对象，但当提及描写牡丹的作品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仍是首先被人们想起的作品。这篇文章不仅显示出欧阳修高超的文学涵养，也成为后代植物学家研究宋代时期的洛阳牡丹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材料。《洛阳牡丹记》共三篇：第一篇《花品序》列出了二十四类牡丹的品种；第二篇《花释名》解释了各种牡丹名字的由来；第三篇《风俗记》叙述了游宴、贡花及接植栽灌之事。
学者们大多从成书特色与文化内涵、欧阳修的牡丹情结等方面对《洛阳牡丹记》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文学地理学这一全新的角度对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进行研究，通过对《洛阳牡丹记》中地理基因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宽对《洛阳牡丹记》研究的宽度，同时也能够加深我们对欧阳修这篇文章的理解。那么究竟何谓“地理基因”？“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1]本文将从洛阳的地理环境、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以及当时的风俗文化这三个角度对《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进行分析。
一、洛阳：地理环境基因
纵观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地理环境给作家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少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地理环境：易卜生笔下的挪威海峡、华兹华斯笔下的英格兰湖区、张若虚笔下的春江花月夜、师陀笔下的果园城……不仅如此，不少文学手法的使用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例如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等手法都不能离开环境，离开了环境，这些文学手法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因此，当我们研究文学的地理基因时，对 “地理”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如果真要从纷繁紊乱且形形色色的因素中，理出其如何起源的单一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的起源、文学的起源，包括地理基因的起源都是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天地之物的生长，如果没有自然间气候的变化，如果没有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对话，那么，也许就没有了整个人类社会以及文明的存在”。[2]
（一）洛阳的自然地理环境
洛阳位于河南西部、黄河的中游，因位于洛河之阳而得名。其地势西部高东部低，山川与丘陵交错分布。洛阳的周围有郁山、邙山、周山、荆紫山、龙门山、香山、嵩山等多座山脉围绕。不仅如此，洛阳的水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它分属于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其间流淌着洛河、清河、涧河等十余条河流，这就满足了牡丹对水的需求。洛阳的土壤肥沃，多为中性微碱土，满足了牡丹对土壤的要求。因处于季风区，洛阳全年四季分明，其气候具有春季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冬季干冷的特点。牡丹耐寒、不耐高温，而洛阳处于温带，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这也适合牡丹生长。因此，洛阳的地理环境尤其适合牡丹的生长：“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嵩少瀍涧，钟山水之秀。名公大臣，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达，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研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图画之传写，古今华夏莫比”。[3]
在《洛阳牡丹记》中欧阳修也提到当时很多人认为洛阳的地理环境适宜牡丹的生长，“说者多言牡丹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德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9）虽然欧阳修本人对这种观点不太赞同，但当时很多人所持的这种观点仍然展示了地理环境对于牡丹生长的重要性。而欧阳修本人后来也写到：“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痈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已。”（11）在北宋时期虽然其他地区也产牡丹，但都比不上洛阳牡丹：“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与落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与洛阳争高下”。（3）由此可见，洛阳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牡丹生长，自古以来洛阳牡丹便以其美丽闻名于世。
（二）北宋时期洛阳的政治经济环境
洛阳位于中原地区，它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自古以来洛阳便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之乱之候也’”。[4]洛阳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四千多年的建城史以及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夏、商、周、西晋、北魏、隋唐等十三个朝代在洛阳建立都城。且自古以来洛阳的交通也是十分便利的，东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也经过了洛阳，丝绸之路不仅使洛阳的交通变得更加便利而且还是连接中西文明的纽带，对中西文明的交汇与碰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隋朝时，隋炀帝在洛阳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并在此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水运网，这进一步促进了洛阳的发展，为北宋时期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唐末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给洛阳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五代时期对洛阳的重建为北宋时期洛阳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宋朝重文轻武，在军事上，兵权由枢密院、“三衙”等四个部门分别管理，而权力又集中于皇帝。而且宋朝实行募兵制，在灾年由朝廷招募灾民入伍，这不仅解决了灾民的饥饿问题，同时也降低了农民起义给统治者带来的威胁。从另一角度来看，这还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北宋时期的洛阳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外，北宋实行更戍法，使禁军分驻京师和外郡，这便导致兵不知将、将不识兵这一局面的发生。这一方面造成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无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北宋时，洛阳位于开封的西部，因此被称为西京。与东京开封相比，洛阳远离了政治的纷扰，因此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促进了洛阳的经济发展。在宋朝之前的朝代，一般的统治者都把市与坊分开，这与我国古代统治者们历来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关，“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虽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到了北宋，随着人口的增加与经济的发展，将市与坊分开这一政策已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于是北宋时期彻底打破了一直以来将市、坊分开的局面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政治的安定，很多官员也选择安家于洛阳：“根据《河南志》的记载，整个北宋一代，继承五代之风，官僚们在洛阳安家者比比皆是。如从善坊有故相赵普园第，周司空苏禹珪宅在赵普宅之东，另外还有杨凝式宅，宰相魏仁浦宅，太子太师王溥宅。睦仁坊有张齐贤、温仲舒、李迪宅。归仁坊内有丁度园，本唐相牛僧儒园，‘池石仅存’”。[5]由于官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对生活品味的要求也较高，加上北宋时期洛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不少生活在洛阳的官员便有了欣赏牡丹的爱好。由于市场对牡丹的需求与要求的提高，这也从一个角度促进了洛阳牡丹的发展。
因此，无论是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洛阳牡丹都有其生长的必要条件。如果只从自然地理环境出发或只从政治经济环境出发都不能让洛阳牡丹在北宋时期得到如此大的发展。所以，当我们研究文学的地理基因时，对 “地理”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根据作家创作的形态与文学构成形态的研究，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发生一定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6]
二、作家：地理基因承载的主体
我们在对某部作品的地理基因进行研究时，也应该对作家进行研究，因为“地理基因时如何形成的？如果没有人，也许就不存在地理基因的问题，人是自然与文学之间的唯一”。[7]由此可见，对作家的研究是研究文学地理基因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当我们研究《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时，也应该了解作者欧阳修的生平及其思想。
读了《洛阳牡丹记》我们会发现与宋初很多文学家靡丽的文风不同，欧阳修的散文畅达委婉，而这种流畅自然的文风在《洛阳牡丹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欧阳修的这种畅达委婉的文风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因为“文学风格‘灵’、‘秀’、‘厚’、‘健’之不同，来自于各种自然地理景观的感应与熏陶，作家与诗人因此形成了与此相对应的艺术个性。如果作家生存于云蒸霞蔚之地，那么其艺术风格就会显得空灵舒卷；如果作家成长于山水明丽之处，那么其艺术风格就会多一些秀丽明媚；如果作家生长于高山之区，那么其艺术风格便会呈现浑厚壮实额意趣；如果作家生长于林莽烟火之域，那么其艺术风格必定有着矫健而有力的特征”。[8]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的一个军事推官家里，父亲在其出生三年后便去世。其母亲郑氏是个大家闺秀，带着年幼的欧阳修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并教年幼的欧阳修在沙地里写字。艰苦的生活处境并没有让欧阳修自暴自弃，相反，他天资聪颖又勤学苦读，终于在第三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一鸣惊人得到众人的赏识。入朝后的欧阳修积极推动古文运动，主张文章应该明道致用并对宋初以来靡丽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唐朝的文章受到了六朝以来浮艳的文风的影响，而宋朝的诗文则受到了晚唐五代柔靡文风的影响。例如宋初的西昆体就是沿袭了晚唐以来靡丽文风的典型代表。西昆体以《西昆酬唱集》得名，其代表人物有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十七位宋初的馆阁文臣。西昆体在艺术上效法李商隐，让西昆体具有雕润密丽、音调铿锵、音律和谐、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等典丽的艺术风格，但是过于追求形式美也造成西昆体具有思想内容比较贫乏、缺乏真情实感和脱离社会现实等缺点。例如杨亿的《南朝》：“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繁星晓埭闻鸡度，细雨看场射雉归。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登澜对敞扉”就有雕润密丽但思想内涵不足的特点。
在欧阳修之前就有不少文人提倡古文，他们都为提倡古文运动的欧阳修指出了一个不同于浮艳文风的新方向。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韩愈、陈子昂、柳开、石介等人，欧阳修从前人的成果中学到了不少有益于提倡古文的方式方法。当时很多人都把欧阳修与文坛大家韩愈相互比较，例如苏轼就认为：“欧阳子，今之韩愈也”。[9]而与欧阳修同时期的一批文人对古文运动的积极响应也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王安石、曾巩、苏洵父子等人。欧阳修提倡的古文运动不仅影响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其流畅自然的语言、畅达委婉的表达方式也在其多篇作品中表现了出来。而《洛阳牡丹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散文凡三篇，共2700余字，但纵观全文，我们找不到一处用华丽的辞藻雕饰过的痕迹，全文平实畅达、娓娓道来，其朴实畅达的文风便是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在其作品中的最好证明。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表现出来的畅达委婉的语言与其提倡古文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但单靠语言是不能创作出一篇散文来的。欧阳修能创作出《洛阳牡丹记》还与他曾四次到过洛阳并亲眼见到牡丹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地理基因从文学作品里进行审美寻找，是最为直接可靠的。作家方面的材料可以佐证作品里地理基因的存在，作品里地理基因的存在，也可以说明作家身上经历多少年代而保存并沉淀下来的地理基因”。[10]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将自己曾去过洛阳四次写得十分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14）这里表明欧阳修第一次去洛阳的时候是在圣九年的三月份，由于自己到的时候比较晚，所以只能见到开得比较晚的牡丹。而欧阳修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在“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14）这一次欧阳修是在圣十年去的洛阳，当时他与自己的友人梅圣俞同游嵩山、石唐山紫云洞，但是这一次欧阳修并没有见到洛阳的牡丹。欧阳修第三次去洛阳是在“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14）这一次作者是在圣十一年的时候去的，但是由于这一次来洛阳欧阳修是为了悼亡自己的亲戚，所以这次欧阳修并没有时间去看洛阳牡丹。欧阳修最后一次去看洛阳牡丹时“以留守推官岁慢解去，只见其早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14）这一次欧阳修只看见了花期开得比较早的牡丹，没有见到开得比较繁盛时期的牡丹。但即使是这样，“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14）由此可见，《洛阳牡丹记》的创作与作者欧阳修曾四次到过洛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没有去过洛阳，亲眼见到洛阳牡丹的美，是很难创作出这样一篇千古流传的文章的。虽然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也会进行地理想象，但全靠地理想象创作出来的文章是很难千古流传的。
因此，当我们研究《洛阳牡丹记》的地理基因时，也应该对作者欧阳修进行了解。因为没有人便不存在地理基因问题，没有作家是不会有作品的。作为研究地理基因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是研究地理基因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时机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家的了解还能加强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
三、洛阳的风俗文化：了解地理基因的重要方面
当我们研究《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时，也应该对当时洛阳的风俗文化进行了解。因为“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11]研究特定地域的风俗文化，对于研究作品中的地理基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底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一，必有一得焉”。[12]自然地理环境与风俗文化对于作家诗风、文风的形成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对北宋时期洛阳地区关于牡丹的风俗文化的研究对于研究《洛阳牡丹记》中的地理基因有着重要意义。
（一）牡丹品种的划分
现如今，牡丹的品种数不胜数。可以种植在温带、寒热和亚热带地区的牡丹就有三百多种，除此之外，在日本、法国以及美国还有一百余个品种。按照花系来分，牡丹又可以分为红色花系、绿色花系、蓝色花系、紫色花系、粉色花系、白色花系、黑色花系、黄色花系以及复色花系等九大花系。其实，把牡丹的品种进行分类的方法早在北宋时期的洛阳就已经出现了，在《洛阳牡丹记》中欧阳修就已经为我们详细地展示了牡丹的不同品种。将牡丹的品种进行分类的描写主要见于《洛阳牡丹记》中的第二篇《花释名第二》中，在这一篇中欧阳修就把牡丹按照不同的特征分为五种，而且欧阳修对每一个种类的牡丹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牡丹的第一个种类是按照姓氏命名的，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魏花、左花与姚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魏花，“魏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馆池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之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26—27）在这里，欧阳修不仅介绍了魏花的由来，还说明了魏氏破亡后所在的地址以及魏花在民间的传播。在《洛阳牡丹记》中牡丹的第二个种类是根据州命名的，例如青州、丹州、延州红就是按照这个来命名的，“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驼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29）而牡丹的第三类品种是以地方来命名的，例如“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3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品种为寿安的这一类牡丹是由于其生长于寿安县的锦屏山而得名的。在《洛阳牡丹记》中牡丹的第四种命名方法是按照颜色来命名的，如“一捻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捻之”。（35）由此可见，被叫做一捻红的牡丹花是由于它的花瓣是浅红色的，而在叶杪部位深红一点，就像是用手指捻过一样而得名的。在《花释名第二》中，牡丹的最后一种命名方法是按照显示其作为标志的某种特色来做的，如“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十日，开，最先”。（36）这里说的是被命名为一百五的这种牡丹是由于它最先开花且花期有一百五十天才被称为一百五。
因此，从北宋时期洛阳牡丹的五种命名方式便可以看出早在北宋时期，人们便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培植牡丹并通过牡丹的不同特色将其命名。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来早在北宋时期洛阳的牡丹已经十分有名，还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人们对牡丹的喜爱。
（二）牡丹文化的繁荣
读罢全文，我们会发现发现，洛阳牡丹之所以在北宋时期就闻名于天下不光与洛阳的自然环境适宜牡丹生长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是权贵之家还是普通平民都喜爱牡丹，这在洛阳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风俗了。而“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13]在北宋时期的洛阳，这种人人都爱牡丹的风俗早已影响了当时的人们。
在当时，居住在洛阳的家家户户都喜爱牡丹，因此人们时常可以看到“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52）无论是士大夫、一般百姓还是挑担子卖苦力的都要插花，而且在春天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游春赏花。一般在有亭台和池塘的古庙或者是废弃的府邸边上会形成临时的街市，搭上帐篷以后笙歌远近都能听到。其中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以及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落的时候街市才会被人们撤掉。洛阳牡丹不仅被洛阳人们所喜欢，其名气之大甚至传到了皇宫中，“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53）即使被送到皇宫中的牡丹只有姚黄、魏花三数朵，但是人们还是十分重视这几朵花，为了让花瓣不落，人们会用蜡把花蒂封好，为了让花在马上不动摇，人们会把菜叶子垫在笼子下面。洛阳的人民十分喜爱牡丹，由于牡丹只能嫁接才好，不嫁接品种会退化，人们都重视牡丹的生长而忽视了其他植物，所以洛阳城中并没有什么大树。在洛阳，当然不只有牡丹一种花，“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6）由此可见，在洛阳群众的心里，天下的花只有牡丹才是最美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洛阳人们对牡丹深沉的爱。
不仅如此，由于牡丹品种多样，而洛阳人又极爱牡丹，因此当时的很多人都热衷于按品种的优劣将牡丹排序。例如《洛阳牡丹记》中就记录了作者欧阳修在洛阳拜访钱思公时思公按照品种的好坏将不同品种的牡丹排序的事情，“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 魏花 细叶寿安 鞓红（亦曰青州红） 牛家黄 潜溪绯 左花 献来红……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黄 一捻红 玉板白”。（16）除了思公，在当时的洛阳人的心中对于牡丹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洛阳人看来当姚黄还没有开花的时候牛黄是最好看的，而牛黄没开花时魏花则是最好看的，魏花还没开花的时候左花是最美丽的。而当左花都没有开花的时候只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等品种的牡丹，而这些品种都是单叶花，在只有单叶品种的牡丹时，这三个品种的牡丹是最好看的。但自从多叶花和千叶花培育出来以后，单叶花便因为没有多叶花及千叶花好看而没有人种植了。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北宋时期，洛阳就已经形成了喜爱牡丹的社会风俗，这不仅对当时还对后世牡丹的种植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能否认，如果没有人人都爱牡丹的这种社会风俗，《洛阳牡丹记》也许就不会问世了。
（三）牡丹培植技术的高超
由于洛阳人民极爱牡丹，因此，北宋时的人们对培植牡丹有着自己独到的方法。无论是从嫁接、种植、浇花还是养花等方面来看，洛阳人民都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正是如此，洛阳的牡丹才能被人们喜爱并被一直种植下去。
首先，牡丹有着自己独到的嫁接之法。初春时期、洛阳人会到寿安山中砍一些小枝子到城里卖，这些小枝子被称为山篦子。人们会把自家的土地整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将这些山篦子载下去，到秋天再进行嫁接。而精通嫁接的工人则被称为“门园子”，有钱的人家都会邀请“门园子”对自家的牡丹进行嫁接。而将牡丹进行嫁接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例如姚黄一个接头要五千钱。秋天时会立下契约买定并把牡丹嫁接好，到了春天开花的时候才会把工钱付给“门园子”。洛阳人特别爱惜姚黄而不愿意公开其嫁接的奥秘，当时有位权贵想了解姚黄接头的密码，有人就用开水把接头烫死卖给了那位权贵。魏花起初一个接头也要五千钱，直到现在也还要一千钱。牡丹的嫁接之法到底是怎样的呢？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57）由此可见，接花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用泥土把花木封好并把软土盖在上面不让花木与外界接触，到了春天才可以把覆在上面的东西拿走。
其次，牡丹的种植与浇灌也有其独特的方法。为了种好牡丹应该要选择一块比较好的地方，把上面的旧土去掉并用一斤的白敛末和在泥土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牡丹的根部很甜，为了防止虫蚁把牡丹的根须吃掉才用白敛，而白敛具有杀虫的功效，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牡丹的根须使其不被虫蚁所食。这便是牡丹的种植之法。除了种植之法，就连如何浇灌牡丹也有独到的方法，“浇花亦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60）
最后，对牡丹的养护和救治也有着特定的方法。当一株牡丹花发了多朵花时就应该把发得比较小的牡丹去掉只留下一朵或两朵花，这就被称为打剥。当牡丹花刚落下的时候就应该把其枝桠剪掉，不让它结子，这是为了防止牡丹容易变老而采取的方法。春天把覆在牡丹花枝上面的蒻庵去掉之后就应该把一些荆木放置在牡丹花从上。这是由于荆木比较暖和，可以防止霜冻对牡丹的伤害而不损伤牡丹花芽。而这便是养花的方法。至于医花之法则是“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磺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磺末针之，虫乃死。虫既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63）这就是说当我们发现牡丹花越开越小的时候就是有虫蚁侵害牡丹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找到虫蚁的洞穴并把硫磺洒在洞穴边上。而那些小的好像针眼的小孔就是虫蚁所藏之处，花工把虫蚁躲藏的地方称之为气窗，用大针蘸上硫磺戳那些地方，虫蚁就会死了。而等到虫蚁一死，牡丹花变会重新开得茂盛了。
结语
现如今，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洛阳牡丹记》进行研究的文章是比较少的。因此，从洛阳的地理环境基因、作家以及洛阳的风俗文化这三个方面对《洛阳牡丹记》中地理基因的研究时，不仅可以扩宽对《洛阳牡丹记》研究的宽度，同时也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注解【Notes】
①《洛阳牡丹记》有很多版本。有《百川学海》本、《山居杂志》本、《四库全书》本、《香艳丛书》本、《国学珍本文库》本等。本文用中华书局出版的《牡丹谱》。
② 欧阳修：《牡丹谱》，杨林坤编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页。
[2] 杜雪琴：《文学“地理基因”释义》，载《武陵学刊》2013年第1期，第116页。
[3]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页。
[4]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3页。
[5] 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载《史学月刊》2001年04期，第114页。
[6]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页。
[7]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载《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1期，第33页。
[8] 杜雪琴：《文学“地理基因”释义》，载《武陵学刊》2013年第1期，第116页。
[9]（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10]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载《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1期，第33页。
[11]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载《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1期，第32页。
[12]（清）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汪蔚林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475页。
[13] 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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