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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饥饿记忆
大年三十那天，奶奶从瓦瓮里，扫了半天，扫出一点瓮底儿，揉成拳头大那么一疙瘩面，做成一个面饼。再变戏法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搜腾出几颗枣，镶嵌在面饼上。面饼蒸熟后，然后被供在锅台顶上那个窑窝里。面饼前，放一个碗，插上几炷香。
这是敬神的，敬鬼的，还是敬列祖列宗的，我不太清楚。
这大约是1961年吧，那一年我七岁，在乡下和爷爷奶奶居住。记得从入冬以后，我就没有吃过粮食了。吃树皮，吃渭河畔上的观音土，吃棉花籽油渣。说句难听的话，我拉下的屎，连狗也不吃的。狗看见我拉屎，兴奋地跑过来，蹲在旁边。等我提过裤子后，狗扑过来闻一闻，屎又黑又干，一点臭味都没有。狗抬起头来，藐视地看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走了。
因此，面对着这个面饼，我垂涎三尺。那时候讲究“熬夜”。这给了我不去睡觉，死死地守住那个面饼的理由。记得，我不停地问奶奶神神什么时候来吃这个饼呀！奶奶早就知道我的心思，她说，神神不吃的，他只看一眼，看这户人家有心没心，还记不记得他，然后拔腿走掉。这饼子他留给咱们吃的。这样，我一直熬到后半夜，实在熬不住了，就去睡了。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被窝时，吃到了奶奶递来的一角饼子。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饥饿中长大的，提起“饥饿”这两个字来，每个人也许都有一篓子话题。20世纪60年代初那一场中国地面上的大年馑，那种恐怖的景象，有点年纪的人都还会记得的。
我之所以想起这个话题，是因为要“过年”了。要过年了该怎样过呀，吃些什么呀！这是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谈起过年时的几句曦嘘。这些话头让我想起自己童年时过年的情景。
由于小时候的营养不良，我十八岁当兵时的体重是一百零二斤，刚刚够标准。离开部队时的体重是一百零八斤。那时，我十分羡慕那些胖人。记得复员进到一家工厂时，我曾问过一个胖乎乎的老工人怎么才能变胖。老工人说：“多喝水，多睡觉就能变胖。”于是我拼命地喝水，抓住一切闲余时间睡觉，可是还是没能胖起来。老工人又说：“你去开两盒六味地黄丸吃一吃，肯定能胖。”我后来开了没有，现在记不起来了。不过我现在是胖了。当年我当兵时用一根马蹬革做裤带，腰太细，眼不够，于是我用火钳给上面又戳了三个眼儿。这些年，随着肚子一天天腆起，眼又从这个方向不够了，于是我又给这边戳了三个眼儿。此刻，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取下腰间的皮带数了数眼儿，从当年最里边的眼儿到现在最外边的眼儿，一共是十个。眼儿之间的距离以一寸计，也就是说，我的腰围在这些年间增大了一尺。而体重也变成一百七十五斤了。我现在是堂而皇之地胖了，而世界现在又流行以瘦为美，说来也好笑。
20世纪中国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年馑，一次是1929年的大旱，一次是60年代初的先涝后旱，一次是1998年的中西部大旱。好在这些现在都已经抛在年那边去了。
而在历史上，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直是与饥饿为伴的。中国境内每一部县志上都会有“饿殍遍野”这句话。
因此在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的今天，适逢年关，我以我这段小小的文字，为时代的发展高兴。我觉得吃饭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人最值得弹冠相庆的事情。
（本文选自散文集《狼之独步》转载自《文学陕军》）
作者简介：
高建群，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曾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著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等，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大顺店》《伊犁马》等，散文集《胡马北风大漠传》《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以外》《新千字散文》等，诗集《高建群诗选》。作品曾获“老舍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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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我的饥饿记忆
